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是天性。

莫说以宗族为主体架构的世家，便是地域之别，也有不同的群体之分。

现今大汉，中央集权体制已近极致，皇权至尊至上。

习得文武艺，货于帝皇家，士子想要出人头地，进入官僚体制，无疑是最佳选择。

然随着汉廷普及官学教育，任官取仕的面向更广，选择更多，不再拘泥于精通经史子集的文士，尤是大农府辖下八大附府，多选学有专精者。

举士待诏的太学，更已重整规制，并举两院，是为汉学院与科学院。

近年来，公府取官反是愈发偏向科学院诸博士或政经官学的学子，即皇帝陛下所谓的行政、经贸、财税与理工人才，读书人若只知清谈务虚，难得重用。

旧士族不是没有反弹，然现今皇权独大，天子恩威并施，既普惠万民，又广纳世家子弟和寒门士子入各大学府就学，权贵的利益有所保障，庶民亦得见进身之阶，自不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为少数利益受损的文士摇旗呐喊。

文士造反，三年不成。

高祖刘邦尿溺儒冠，不正是鄙薄腐儒只会动嘴么？

饶是后世华夏的公知精英们，亦只能敲击键盘，做网络喷子，指着他们经世治国，倒不如订阅本书，让作者君得了稿费，买根肉骨头，对他们道一句嗟，来之食！

嗯……又是离题，实乃近日蛮夷媒体借交趾偷渡客之事，污我华夏，诸多公知见猎心喜，造谣诽讥，吾深以为耻，不吐不快。

言归正传，话说从头。

世家权贵遣散门客，朝廷公府又易取仕规制，使得不少因循守旧的文士丢了饭碗，不得不另谋出路。

有返乡归家，躬耕营商者；有申往官学，任教授业者；亦有心怀不甘，谋求举荐者。

举荐贤良，乃是汉官风气，然不是每位官员都可向公府乃至皇帝举荐的。

譬如现任大农令孔仅，昔年得举的“孝廉”一科，属于清流之目，乃由各郡主官察举，太守每岁仅可推举数人至京师，由公府加以考评。

一郡之地，每岁数人，比后世华夏各省的高考状元也差不了多少，更要才德兼备，声名在外，还要太守这等封疆大吏肯以自身名望作保，否则若是举荐之人日后闹出甚么岔子，身为举荐人的太守少不得要落个“识人不明”的名头。

在地方郡县，想获得举荐，着实难于登天。

唯在高爵勋贵云集的京畿之地，尤是在长安城内，文士若得扬名，得朝堂重臣看重举荐，或得名士宿老青睐，批下不错的品鉴之言，想入仕无疑要更容易些。

若说攀附权贵，未免太过，然想获得举荐的文士，找些机会登门拜谒显贵和名宿，倒也属寻常。

长安权贵们对小有名气的文士，虽不会再随意收为门客，却也会以礼相待，虽说多半不会亲自接待，却也会让家中子侄好生招待，既可获得礼贤下士的好名声，亦可结下几分善缘。

莫欺少年穷，指不定有谁日后飞黄腾达，不求其知恩图报，好歹莫因今日怠慢，遭人记恨在心。

当然，想登门拜谒，也要寻个合宜的由头。

最普遍的方式，也是华夏自古最容易拉近彼此关系的形式，无非就是叙同乡情谊。

有道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同乡之间，尤是远离家乡的游子间，终归能聊聊乡愁，聊聊故乡那些熟悉而难忘的人和事。

况且，在汉廷未普及官学教育前，教育资源乃是被权贵与士族垄断的，民间的求学途径不多，许多名士皆师出同门，尤是同个地域的士子，多多少少都能扯上些关系。

譬如现今儒家执牛耳者，公羊学派宗师胡毋生，其弟子淄川公孙弘、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之吕步舒，皆为关东大儒，谓之公羊五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