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小姨不是亲姨。我七岁时，母亲在铁路上做临时工。挑挑抬抬，搬石运铁，卸煤扬沙。哪儿的活顶脏顶累，临时工们就被指派到哪儿去干，男女平等。母亲每天下班都很晚，常常是黑着一张脸，带着一身尘土回到家里。

那时我们家还没有搬到“偏脸子”这一带，住在安平街。房子，比现在住的还小，还破，还缺少光明。屋里的地面，要比外面的地面低一尺。为了防止下雨天雨水灌进屋来，门槛儿上面横钉了一块木板，进屋的人得高抬脚。门槛儿内叠了两层碎砖，算是踏脚的台阶。第一次来我家的人，不是头被上门框撞起了包，便是踩空“台阶”，吓一大跳。虽然有窗子，但一半埋入了地下。窗框被下沉的房子扯得不成形状，无法打开。碎了的玻璃因为窗框无形，也就镶不上，用牛皮纸糊着。这是私人房产。房东并不因它全不像个房子样就将房钱压得便宜些。里外两间，外间夏天做厨房。冬天为了取暖，再将铁炉子搬进里屋去，我们五个孩子和母亲挤在里屋一铺炕上，外间便放大白菜、土豆、萝卜、水缸、粮食箱子、劈柴和煤桶，也就没余地了。

记得是冬季的一天，从白天到黑天，一直下着很大的雪。母亲那一天下班特别晚，带回来一个陌生人。

母亲的脸，照例是黑的。“低头，高抬脚，慢点落脚，再慢落一脚……”母亲先进得屋来，引着这人的一只手，提醒着，将这人引进屋来。亏得母亲心细，这人没被碰了头，也没被吓一跳。那人的脸比母亲的脸更黑，因而看不出年龄。从脸黑这一点却不难得出肯定的结论，那人是和母亲同样做临时工的，和母亲一块儿卸过煤。头戴和母亲同样的狗皮帽子，身套和母亲同样长过膝盖的大棉坎肩儿。脚穿和母亲同样的棉胶鞋。

母亲从炕上拿起笤帚，一边扫落那人身上的雪花，一边说“你瞧，我家就是这么个破烂样子，这几个都是我的孩子……绍生，快给我们倒洗脸水……”

那人的黑脸上唯独一双眼睛是干净的，眼神儿有点怅惘，有点拘谨。她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门口，分明因为我家比她想象的还不如，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我舀了大半盆凉水，轻轻放在她脚旁。

她见屋里没个能从容洗脸的地方，就一声不响地端起盆，转身走到外屋去了。

“里边趴着去！就这么一张炕，都让你们趴满了！”母亲对着弟弟妹妹们吆喝。于是弟弟妹妹们就一堆儿缩到炕角去了。

“坐炕沿上梳吧。”母亲轻轻地将她推坐在炕沿上。

我低声问“妈，我给你们热饭吃吧？我和弟弟妹妹们都吃过了。”母亲说“我自己热吧。挑两棵白菜，洗一个萝卜，我做汤……”母亲看了那大姑娘一眼，挨着她坐在炕沿上，推推她的肩膀，问“你怎么不说话？”她只是一下一下地梳着长发，也不抬头！母亲又说“如果，你是嫌弃我这个家，今晚我就只留你住一宿，明天我再替你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找个好住处安身……如果，你还肯将就我这个家，你就长久地住下来，住多久我也不会撵你搬走。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有我盖的，就有你盖的……”

她还是不吭声，还是不抬头。木梳，在乌黑的长发上缓缓地梳理着，将她那长发梳得顺溜儿极了。我们见她这样子，都觉得大大地失望，猜想她准是不愿在我们这样一个家里长久住下。我一边扒白菜洗萝卜，一边偷眼瞧那大姑娘，真希望她说一句“我住下”，或者点一下头。她却像个哑巴，头垂得更低了。母亲见她始终不回答，表情就有些尴尬，便缓缓地站起身，去切菜。“大姐，你每月收我多少房钱？”她忽然抬起头，用极小的声音向母亲发问。

“瞧你问的，什么房钱不房钱的？”母亲停止了切菜，转脸瞧着她说，“房子不是我的，我能做二道房东吗？你要愿住下，我一分钱也不收你的！”

那张我认为非常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