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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俊臣在阐述自己的观点之际，一直都在暗中观察杨洵的表情变化。

若是杨洵的表情间稍稍显出一丝恼羞成怒之色，赵俊臣就会立刻闭口不言，又或者是话锋一转、连忙表示“但晚辈总体而言还是极为支持杨大儒您这些观念的”。

然而，让赵俊臣愈发感到敬佩的是，杨洵虽然数次被赵俊臣问住了，但他完全没有恼羞成怒，只是认真思索着解决之策。

实际上，在这场辩论之中，赵俊臣暗中玩了花样，他所提出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关于法律的制定与执行，而是法律执行之际所涉及到的伦理问题。

而这种问题，向来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其实，对于自己所提出的问题，赵俊臣本人也没有寻到答案。

又或者说，赵俊臣虽然提出了这些疑问，但他并没有认真思索过相关答案。

因为，赵俊臣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更还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像是这种与伦理相关的问题，唯有理想主义者才会认真思索，但赵俊臣并不会。

这个世界上，善恶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总是使用模糊的善恶标准要求自己会很累，所以绝大多数人都倾向于把这个复杂问题简单化，希望能寻到一个绝对的判断准则，只要能按照这样一个判断准则来行事，就可以放弃思考、永远不会良心不安。

而理想主义者的出现，就是为了给人们寻到这样一个绝对的判断标准，有些理想主义者诉诸于“道德”、有些理想主义者诉诸于“宗教”、而杨洵则是诉诸于“律法”。

所以“道德”、“宗教”、“律法”这三者的共同特点就是，它们都向人们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判断善恶标准。

然而，作为实用主义者与功利主义者，赵俊臣很抗拒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的二元论。

就以刚才赵俊臣所提问的“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究竟哪个重要”为例。

有些人认为程序正义重要，因为程序正义乃是水源，结果正义只是水源中所涌出的水流，绝不能为了部分水流而污染水源。

有些人认为结果正义重要，因为结果如果不正义，那么程序正义也就毫无意义。

但在赵俊臣看来，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一旦是发生冲突，那就只代表着一件事情——程序失灵，程序之中所涉及的审核、监督、与制衡，也变成了推诿、扯皮、与不作为！

若是偶尔出现这种情况，自然可以无视；若是经常出现这种情况，那就需要改革；若是一直出现这种情况……那就需要采取更为激烈的手段了。

然而，何时可以无视？何时需要改革？又何时需要采用激烈手段？这种事情就不是理想主义者所提出的善恶二元论能解决的事情了。

许多时候，并没有正确与否、善恶二元，只有合适不合适。

譬如说，赵俊臣很不喜欢厂卫，但若是让赵俊臣决定要不要废掉厂卫，那么在新机构出现之前，赵俊臣是绝对不同意的。

因为明朝的疆土广阔、情况复杂，极为需要中央集权，任何一个事物只要能加强中央集权，那就是利大于弊，若是削弱了中央集权，那就是弊大于利。

而杨洵的观念也是如此，它是百年以后的真理，但并不适合于此时此地，因为这种观念削弱了中央集权。

但关于这一点，赵俊臣无论如何也不会明说出来的，因为他一旦是说出了这个想法，就真的要彻底得罪杨洵了。

杨洵或许可以接受自己的理念存在漏洞、需要完善，但他未必能接受自己的理念不合时宜、弊大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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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再谈赵俊臣的心中想法。

却说，因为赵俊臣的连续提问，杨洵不由是陷入了长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