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豪强势力，则有足够的利益动机，瞒报其名下的土地和人口，这里还要尤其考虑到经济繁荣时期人口激增的问题，在其自身势力扩充的同时，削弱了中央的势力，成为中央集权制度最大的离心力。

而缺少了税收和人力的中央政权，在抵御外部侵略和赈灾等问题上，会越来越力不从心，从而导致新的动乱因素。

那么，若中央以强硬态度，重新丈量和划分土地，清查人口，夺回对社会基层的控制权，是否可行呢？

乱世之末，大多数人口失去了土地和产业，沦为饥饿的流民，新王朝均田安民是众望所归。但是政局稳定之后，再设法破坏既有的产权关系，阻挠土地和农奴的贩卖，势必损害地主集团，甚至一部分自耕农的利益，从而遭致激烈的抵制。所以大家只能坐等一场毁灭一切的乱世，重新洗牌。

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不是没人看得出问所在，所不是没人企图挽救危机，但是没用啊。

所以一切都是注定的，在被统治者眼中，小农经济的稳定性注定了任何一个政权上台，只要不危机自己的身家性命，能够相当程度上满足大部分人耕者有其田的需求，这个政权便是合法的，有效的。而现在的问题便是，当权者自身如何始终保证在不危及这一稳定结构的同时又能尽可能的满足自身一直都在增长的贪欲。尤其是当社会稳定后人口开始增加，社会资源却愈发集中于少数人，新增人口始终无法解决生存问题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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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开始坐大，它就会危及经济基础，并最终加速经济基础的瓦解。当从上到下整个崩塌的时候，这便意味着朝代又将开始更替。这就像是垒积木，只不过提前规定了积木的数量，刚开始搭的时候，很稳固，甚至我们为了变得稳固，不惜将更多的积木铺在底座以承受将来来自上面的压力。但是随着一步步地搭建，我们越来越在意高度，于是将本属于底座积木一条条抽出继续落在顶层，直至达到最顶层后随即轰然倒塌。

王剑当然知道原因之一。

孤立系统。

乱世，混乱，造反，人口差不多归零之后，就能在无人区重新开始了。

春秋战国是“周朝末年”，你看多精彩，鲁国连“国库掏钱赎奴”这种现代福利国家才有的政策都出来了；但秦汉之后，王朝末年就只剩“归零”一个选项了。

春秋战国不是孤立系统，各国自然乐意花大力气整顿自己，以求“诸侯争霸”——至少也不能随便谁过来就给捏死。

后来的王朝都是孤立系统，敌国外患不足为虑。此时，整顿自己，有失去官僚阶级支持的危险——不像春秋那时候，整顿自己只是可能死，不整顿自己肯定死——故而，统治集团更倾向于“延续过去毛病看起来并不大的制度”，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敢做伤筋动骨的改革的。

这看起来是个不起眼的小差别；但成年累月积压起来，差别是天上地下：春秋之鲁国，国君连“流落外国为奴”的人都能想到、都得去照顾；大明朝，大群百姓被蜕变为恶政的“黄册”活生生逼的倾家荡产卖儿卖女沦为流民朝不保夕，皇帝不仅视而不见，反倒带头从“黄册库”捞钱！

前者，不把“爱护百姓”的姿态做到“国库出钱赎奴”的份上，怕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后者，死点下等人无所谓，惹到统治阶层才是祸在眼前。于是，前者发觉人民有失望的可能，便早早采取行动；后者，糜烂早已触目惊心，但上层阶级仍能坚挺光鲜上百年——直到彻底无法收拾。此所谓“国无外患恒亡”。

正如花盆里长不出参天大树一样。

孤立而有问题的社会系统，怎么可能真的推陈出新？

一句话，内部缺乏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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