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多的酒？唯一不凭票出售的只有白酒和白兰地。不过，日本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只有一件他们不干，那就是他们从不酗酒。嗯，对。我需要一个憎恨这伙强盗的人。而且这个人不仅仅可以做联络员。我需要一个人物”

李广元曾经有过一个这样的人选。以一个前辈命名的一家医院的主治医生蒲固定，他从1939年起就帮助李广元。他是个仇恨变节分子的反暴力者，勇敢过人，而且沉着冷静。李广元有时真感到不可理解，这么一位出色的医生、学者、知识分子怎么会对暴力制度默默地怀有如此强烈的仇恨。当他谈起汪未经的时候，他的脸就变得像个从死者脸上拓下来的石膏面模。蒲固定曾与李广元一起出色地搞过几次活动：1938年他们营救了一个侦察小组，使它免遭彻底破坏；他们还搞到了有关驻在边区的日军准备进攻的绝密材料，蒲固定得到批准出国去昆明某大学讲学，乘机把这些材料转送到延安。但是，半年前由于心脏麻痹症他突然死去了。他的哥哥蒲安定教授，过去曾担任过大学的校长，后来被“预防性”地监禁在监狱里，释放回来后，他变成一个沉默寡言，温和顺从的人，嘴边总挂着驯服恭顺的微笑。在他被捕后不久，妻子就离弃了他，是亲属们坚持要她这样做的，因为她的弟弟已经被任命南京驻意大利大使馆经济参赞。大家都认为这位年轻人前程远大，外交部和党机关里对他都很赏识，所以亲属们召开家庭会议，提出两条路任由蒲富人夫人选择：或者她和丈夫，国家的敌人断绝关系，或者她还是以个人利益为重，那么就要受家人的审判，所有亲属就要在报纸上公开声明和她断绝一切关系。

蒲夫人比教授年轻十岁，她刚刚四十二岁。她爱自己的丈夫，他们曾经几次到国外去旅行，在那里教授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经常和柏林“别尔加蒙”博物馆的考古学家一起外出，一去就是一个夏天。一开始蒲夫人坚决不同意与丈夫断绝关系，于是她家族里有不少人（这是些近百年来一直与纺织贸易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要求公开与她断绝关系。但是她的弟弟冯胡成一直劝说亲属们不要把这件丑事张扬出去“因为这样做就一定会被我们的仇人所利用”他解释说“人的妒忌心是非常厉害的，出了这样的丑事对我是会有影响的。不能声张，最好是悄悄地，小心谨慎地把这件事处理好”

有一次他把快艇俱乐部里的一个朋友介绍给蒲夫人。这是个三十岁的美男子，名叫胡笔成。大家常开他的玩笑，说：“胡笔成可不是草包”此人很美，但也很蠢。冯胡成知道，胡笔成是靠一些半老徐娘赡养的。他们三个人在一家小饭店里见了面，蒲富人观察着胡笔成的一举一动，心里感到很踏实。胡笔成虽是个傻瓜，但是他的角色却演得很逼真，完全按照规定的戏路，既然有戏路，那当然就应当把戏做得尽善尽美了。胡笔成身体健壮，性格孤僻。寡言少语。一晚上他只说了一两个笑话。后来很拘束地邀请普蒲夫人跳舞。她的弟弟坐在一旁，轻蔑而自得地眯缝着两眼，看他们跳舞。姐姐轻声地笑着，胡笔成把她搂得越来越紧，而且还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

过了两天，胡笔成就搬到教授家去了。他在教授家住了一个星期，直到警察来检查。蒲夫人去找弟弟，哭哭啼啼地说：“想办法把他给我弄回来，我们不在一起这太可怕了”第二天她便递交了与丈夫离婚的呈子。这件事对教授打击很大：他原以为妻子是他最主要的志同道合的人。他在集中营里受尽折磨，但是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保住她的清白，可以使她能够自由自在地去思考问题。

有一次夜里胡笔成问她：“和他在一起你是不是感到更好些？”她轻声地笑起来，然后搂着他说：“哪儿的话呀，他只是说得好听”

蒲安定被释放后，没有去南京，他直接到上海去了。通过李广元的关系，弟弟帮他在“上海”博物馆找到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