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吗？管子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我等为官，便是要为百姓之仓廪衣食奔走，兼以仁义道德教化，才是牧民之正道，而非将二者颠倒，亦或是只谈仁德教化，不谈为民事功。”

周子义听了道：“此言差矣，以仁德教化就不是事功吗？此功莫大焉。再者，仁德当在功业先。譬如，汉高祖抛妻弃子，唐太宗手足相残，此二君纵克定祸乱、创立不朽基业，但无明理，以修内圣之心，于齐家明伦有亏，天下人心不服，与三代以仁德定天下差之远矣。我等圣人弟子，不先以仁德修身，以仁德治世，反以功利治世，如何能让天下人心服？”

刘邦将儿子女儿丢下马车逃命，李世民杀李建成，李元吉，这等行为有悖人伦，在儒家眼底，德业是第一位，功业是最末，这等德业修行如何与三代的君王相较，天下人又怎会心服？故而，此言也得到厅中翰林们都认同。

此时，在天下这最为清贵之地，翰林们的闲聊，俨然成了一场辩论，一场以事功为主的功利之说和以德治国之间的辩论，这是两种不同观念的碰撞。

张敬修心道：若是不将周子义驳倒，他这种事功及不避讳言利的倡议，要得到这些清流华选的认同，几不可能。

周子义见张敬修低头不语，以为张敬修被自己难倒，心中微有些得意，这后生晚辈仗着家世，竟敢在翰林院大谈功利之说，视理学正道于无物，看我不驳得你哑口无言、丢尽脸面，看你如何养望！

正得意间，就见张敬修微微一晒反讽：“真腐儒之见，齐桓公杀公子纠，公子纠大臣召忽殉死，管仲不殉死则矣，反仕杀主之君齐桓公，此仁乎？孔子却道，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齐桓公、管仲以功业见仁，其私德虽有失，但功甚大，此功便是大德。汉高祖有救时之志，太宗有除乱之功，二者皆终结乱世，于天下有再造之功，天下万民无不感恩戴德，此非大德乎？现北虏猖獗，边事危急，流民遍地，朝廷财政艰难，汝平日自处曰仁义曰道德，在此多事之际，汝能堪乱救时乎？坐议立谈无人能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空谈之被竟敢轻视事功，取笑定国安邦之人，诚为儒者笑尔。”

周子义被张敬修说的满脸通红，一时之间却又无言反驳，只得掩面退下。

众翰林见周子义被驳倒，都是惊讶于这年少年状元的辩才，周子义所说皆为理学正宗之言，是大多数读书人所认同的至理，而张敬修所言功业之中自有大德，确实史实实事，毕竟就连孔圣人都是这样评价管仲的。

张敬修环视着检讨厅中陷入沉思的同僚们，趁热打铁道：“我等儒者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却又不真正放下身子去为百姓谋福，反而为所谓的养望来自持身份，惜羽好名，为留自身清名，空谈仁义道德，将罪责归于君主，而耻谈功利，轻视事功，此可取乎？”

张敬修这话极是尖锐，说出了此时清流官的通病，他们的眼睛雪亮，只是却总盯着君主的私德，认为皇帝只要德行高尚，这天下就可以太平了。

所以，明朝的官场中，有一股受了委屈就’辞官’的风气，这能提现他们淡泊名利。而对于一些有悖于祖宗家法、圣人言论的政策，不惜用生命去反对，更让人无语的是，甚至有时候会毫无理性的为了反对而反对，以此来赢得一个’敢于直谏’的好名声。但是真让他们提出什么可行之策，就只能泛泛而谈，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原因何在？不就是因为清流官们未真正去基层与百姓接触，未真正去治民、治军、治水，不知其中艰难，才敢满嘴放炮，说出些看似有道理的废话。

诡异的事，大明朝还就喜欢这种官员。因为没有去做实事，又总是说着正确的废话，这样自然名声好，品德高尚，升官也就自然而然了。这等导向，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