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系力量占稳了中央后，“卧榻之傍不容他人酣睡”，早就瞄准了不愿降服的山西。

但阎锡山是参加辛亥革命的功臣，孙逸仙于1912年9月视察太原时就曾说“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倘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

阎锡山夤缘时会登上都督宝座并获得如此评价，在国内是仅有的一人。对他兴刀动枪，大违民意。因此张作霖踌躇半晌，不能定论。

他现在虽然一跃而为中国国家之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但在经历了曹锟贿选之后，对“民意”这个虚无的东西竟然也有了些畏惧，做事远不如过去那样雷厉风行。

张汉卿对“民意”有着非同乃父的认识，他认为，在几乎所有的国家，无论皿煮或专制国家，民意都是统治者控制、打击敌人的有利武器。在二战前，世界各国国民都处于被“宣传”境地，像德、日均如此。

民意也是可以控制、转移和欺骗的他并不想强调自己有多么高尚和皿煮一个国家处在动乱不安中是无法苛求所谓皿煮的，特别是中国在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时，所谓的皿煮即是军阀割据的先声。

国家经过长期战乱，百姓思定没错，但对于统一，国民还是情有独钟的。像史上北伐，不是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吗？“民意”基本上还是向着主动挑起战争年代的国民革命军一方的。所以，战争不一定就会失去民意。

但是对阎的战争一定不能败，也不能便宜了旁观者，造成两败俱伤、给他人以可乘之机。对阎锡山，他还是蛮佩服的。

阎锡山入主山西多年，地位坚固。他战略上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后来他概括为“保境安民”，要求“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

至1924年，他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

对内，阎以兴利除弊为施政大要，于1917年10月发表“六政宣言”，成立“六政考核处”，推行水利、蚕桑、植树与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后来又增加种棉、造林、畜牧，合称“六政三事”。

1918年 4月以后，阎又推行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阎认为行政之本在村，又推行“村本政治”。

他改编村制，以 5户为邻设邻长，25户为闾设闾长，村设村长，代行警察职务，加强行政管理；颁布《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宣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

又整理村政，颁布《村禁约》，设立村公所、息讼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对贩卖和吸食毒品、窝娼、聚赌、偷盗、斗殴、游手好闲、忤逆不孝等坏人进行感化教育和处罚；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

山西暂时出现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山西曾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

经济上，他利用山西“晋商”的传统，成立了山西省营业公社，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建了铁路、盐业、垦业等银号，并为“四银行号”成立了实物准备库，在山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体系，资产达到 1亿银元。其规模之大，投资之少，速度之快，效益之高，在国内名列前茅。

军事上，阎锡山表面上韬光养晦，暗中却在扩军备战。他修建了可以大量制造步|枪、机枪、大炮和弹药的兵工厂，又把军队由民国初年的4个旅扩编为17个。

到1923年7月，太原兵工厂已经在总办商震的过问下，职工增至1840余人，机器增至320部，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