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年初，段祺瑞即已预感到直系的不臣之心。他对防止直系北上想尽了办法，却终于没能得逞。新年之始，即谋划以皖系人物吴光新取代河南督军赵倜，以阻断吴佩孚北归之路（时吴佩孚军主力在湖南对抗广州军政|府）。后者倾向于奉系，却一直反对皖系对日纵容。但是总统徐世昌恐酿成巨变，不允发表。时靳云鹏为获得直系支持，也表示反对，因此不见谅于段祺瑞，差点辞职。

3月7日，驻湘南之直军第3师师长吴佩孚不顾北京政|府连电阻止，要求撤防北上。3月18日，吴佩孚麾下混成旅旅长王承斌、萧耀南、阎相文等开始撤防北上，广州军政|府续付毫洋三十万元作为开拔费。作为反对，北京附近驻军皖系的师长曲同丰、陈文运、魏宗瀚、李进才、刘询等通电，谓营房不足，拒直军移驻。

这个时候，曹锟还只是试探，见到皖系针锋相对地直接打回来，也不敢过于紧逼，只是双方都知道，更大规模的战争即将开幕，这是不可调和的。

“五四运动”使得段祺瑞政|府及皖系所控制的“安福国会”声名狼藉，在国民中的威信逐渐丧失。看着张汉卿的“安西军”在西北取得的成绩，曹锟与吴佩孚眼热起来。两人见时局如此，认为有机可乘，便派人出关积极游说张作霖，以求达成直系与奉系南北夹攻皖系之势。

此时奉军已完成10个师的整编，正是兵精粮足人才济济之时。兴安、热河、察哈尔、蒙古四地的稳固及“西北军”的成就，使东北联省自治政|府的声望达到新的高峰，也使得奉系高层的眼光再一次转向了关内。

但对直系抛过来的橄榄枝，张作霖权衡利弊，始终不能决断一边是入关获取好处的诱惑，一边是得罪皖系背后的支持者日本人。他虽然在骨子里是个十分爱国的军阀，但是此时此地，以他的力量和地位，不能不顾忌到日本人的影响力。他一生中的重要盟友吴俊升也不愿意出关，吴坚持“奉系闭关自守以待来日，辽东虽小足以为王”，目前以静观局势、藏拙养晦为要务。

张汉卿与孙烈臣是出关的支持者，孙烈臣认为皖系主力尽被分散在各地，易于击破。奉军出关阻力甚小，挟安定蒙古之威及在国人中的影响力，在直皖反目中或可乘机入主也未可知。而张汉卿则知道史上直皖战争的速胜，当然力主出兵，以不让直系在北洋政|府中坐大。他认为日本人由于对英、美的忌惮，与国内经济实力的不足，加上政治气候的影响，且有远东干涉军的负担，尚无能力给予规模的干涉，只会象征性地表示反对，因而不足惧。

张作霖已习惯于张汉卿的进言，他欣然应允，在4月以王乃斌为全权代表，商讨与直系结成反段联盟的条件。张汉卿给出的条件是

共组北京政|府，新政|府之财政、农商、交通总长由奉系指定；

奉系获得察哈尔省城张垣地方（即张家口，此时尚被皖系军队据守）；

热河所围之直隶唐山、秦皇岛两地并入奉系控制之热河特别区，成立热河省；

直系习惯势力绥远特别区划归奉系；

直奉两系在西北合力攻击陕西，双方以渭河为界，西北人民军占北方，直军占南方；

天津为双方势力分界点，双方均可驻兵于天津，但不得干涉天津民政；

战后奉系同意并支持直系拥有原皖系安徽、山东、浙江3省之地方。

这是一个双方大致都能接受的协议陕西间隔了奉系控制的甘肃与直系控制的湖北，平分陕西实为公平之举；陕北若归奉系所有，绥远处在奉系甘肃、蒙古、察哈尔包围之中亦无完璧可能（临近的山西是另一军阀阎锡山牢不可破的势力范围）；天津为各外国势力云集之地，虽有海关之利，却动辄得咎，直系并无太大兴趣；靠近山海关的直隶两地处于奉系连接天津、热河必经之处，奉军势在必得，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