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杨霖手里攥着一根青绿色的小瓜，翻阅着公文。

里面十分规整地记录了新政施行之后，遇到的难题，以及解决办法。

原本大宋的役法，是百姓按户等轮流到州县当差役，新法改为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募役费用由当地税收中抽取，需要写清楚明细上报朝廷，原本免役的官户，僧户等，也缴纳同样的钱。

如此一来，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农忙时候分到徭役的青壮去衙门当差，家中的耕地往往没人打理，需要租赁出去，这一年便很难过活。

而他们去当差，一分钱没有，干的是什么活？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所有的活都要干，也是宋朝的官老爷最为清闲的最大依靠。

老百姓每年义务地去做里正、户长、乡书手等“头衔”来帮助下乡到户收税；有耆长、弓手、壮丁等“职务”去负责抓贼；有承符、人力、手力、散从等名目给正牌子的官员们服务。

有一些还比较著名，比如县级衙门里的县曹司、押录；州级衙门里的州曹司、孔目，连同各级配备的杂职，虞候、拣掏等，数也数不过来，都要由普通百姓承担，关键是还不给钱。

反倒是士绅家，不用徭役，如今士绅想要继续免役，就只有交钱。

交钱之后，当地官府拿这笔钱，雇佣百姓来当差。官府的差役，从临时工，变成了正式工，而且不再是义务的，而是拿工资干活，往日里叫苦连天的差役，成了香饽饽。

这样一来，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很多农民免除劳役，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也给了社会上那些闲散人员一口饭吃。

不过士绅们，就要多负担一部分的役钱，这群人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自然不愿意吃这个亏。

这一条实际上，和王安石当初的募役法十分相似，不过更加彻底，取消了最为害民的差役法。

王安石当初是不敢彻底取消的，因为当初的财政状况不允许，朝廷拿不出钱来自己供养差役。而且你把这个取消了，官衙内这么多活，岂不是要清贵的官老爷自己去干。

王安石不敢彻底得罪所有的官员，所以他的新法，虽然已经十分超前，但是处处都有妥协的地方。

杨霖则不一样，首先他掌权靠的是武力，还把旧官员得罪了个遍。你不同意？可以，要么辞职滚蛋，要么人头落地。江南之所以屡屡有士绅作乱，就是动了他们的这块大蛋糕，百十年来的天堂一般的士大夫家族的特权，被杨霖踏的粉碎。

其次就是如今商税之高，几倍于前，杨霖才有这个底气。

杨霖和他的心腹，常说的翻天覆地的新法，变化就在于这条。

如今的百姓们通过交一定数额的钱，可以得到从前想象不到的空余时间，用这些时间可以去干自己的活，生财养家；朝廷官府得钱，去招募人员当差，可以扩大就业人数，减少社会上的闲散人员，不仅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还能把各种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

当初王安石之所以失败，就是触动了士大夫的利益，他被贬相之后，第一个被改回的就是募役法。

这就是后世的公务员事业编制度的雏形，杨霖想象不到还有更好的办法了，自从秦朝开始，汉人百姓生下来就有沉重徭役的枷锁，直到如今才被劈开。

这不失为救时惠民的第一好政策，但是阻力也大，可以想象杨霖若是此时遭遇不测，这条新法就会成为昙花一现的历史尘埃。再现于世，或许就是千年之后了。

杨霖翻到后面，找到官府所遇阻力的记载，果然是写的满满当当。

各种奸猾的手段，被使出来对抗官府，尤其是士绅和寺庙。

民间的佛法为何如此普及，就是因为寺院的田产是不用缴税的，很多的官绅就把自己名下的田